关于哈扎布的长篇采访手记（上） 张阿泉 他的歌大多与马有关 哈扎布一九二二年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阿巴罕纳尔旗，是草根社会的一根草。七八岁以后，哈扎布开始唱歌、读私塾，十五岁到阿巴罕纳尔旗衙门学校读书，并到小型婚礼、庆典上唱，给王爷唱，成了远近闻名的歌手。十九岁后，在草原放牧。后来，他出来闯荡生活，当过兽医、代理苏木长、小学教师等等，但始终离不开唱歌。 他的歌大多与马有关，都是在马背上唱出来的，他唱得最好的一首经典长调就叫《走马》。从开始接触长调的那一天起，他就把整个生命融化在了歌声里，他的歌就是他的命。 在哈扎布传奇的经历里，有一个故事特别著名，说的是中国民主改革时期，民主政权刚刚建立，他因为年轻、有文化，表现又好，是人民政府培养的积极分子。当时，正遇上布里亚特叛匪进行叛乱，一夜之间把八路军的马全赶走了，八路军就没了交通工具。这时候，布里亚特叛匪连窝端，把阿巴罕纳尔旗里所有的人都带上一起往东走，哈扎布也在其间。这时候，布里亚特叛匪怀疑哈扎布是共产党的*细，就把他抓起来捆绑在树上，要杀他。在杀头的前一天夜里，他想杀就杀吧，就绝望地唱了一个晚上的歌，歌声感天动地。第二天，要行刑了，当时已经挖了坑，把他推到了坑边，枪都对在他的脖子上了，布里亚特叛匪的一个叫高日汗的头目忽然说，这个人歌唱得太好了，不能杀，要留着。就这样，哈扎布活了下来，直到被解救。哈扎布自己说，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唱歌，突然就想唱了，不曾想歌声竟然救了他的命。 他的蒙古长调经过自己内心的处理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主席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一些最优秀的民间艺人直接请到专业文艺团体去演出，作演员，哈扎布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选拔出来的。一九五二年，他成了锡林郭勒盟文工团的演员，第二年又调到了内蒙古歌舞团。一九五八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不少唱歌的老前辈都是这样出来的，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旗还有一个老太太莫德格，当时也是唱蒙古长调的，一九四九年就进了内蒙古歌舞团，退出歌坛后回乡当牧民了，近年还出了一盘CD《绿缎子》。乌老的这个决策非常好，把民间艺术留下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艺人了。他们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不像现在的歌声是练声房里的味道。 哈扎布自幼生长在牧区，基本上不会说汉话，他只会用母语蒙古语唱歌。他唱的歌，就是随心所欲，瞎给你唱，不按照专业要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刚到内蒙古歌舞团时，人们对他的唱法不习惯，常说“你唱的是啥？到底会不会唱？不会唱就一边呆着去！”哈扎布只好委屈自己，跟着音乐瞎唱，后来还是不习惯，所以就不愿意呆在合唱团，最后成了一名独唱演员，不想一唱天下知，成为一代伟大的蒙古长调歌王。 他没有进过什么艺术学校或音乐学院声乐系，为什么能把长调唱得那么淋漓尽致？他自己总结，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老师特木丁、斯日古楞梅林都是了不起的长调歌手，全身心地教他唱歌；一是他在学习上要比上学的人还要用功，心里头特别愿意学。他早年不断从草原老艺人那里学习演唱方法，学到的东西比现在上学学的东西要珍贵许多。现在的人演唱水平提高了，而过去那些老前辈们，牧民也好，歌手也好，那些人没有什么专业水平，但唱得特别真挚。哈扎布说：“我如果上学，也许学不到这些歌声的民歌味道，还有内心。那些唱歌的人，从生活上就能看出他们的内心，每一首歌的歌声里都包含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传授给我的那些东西不是什么具体技巧，纯粹是如何从内心里面去处理。我后来唱的那些长调歌曲，都是我自己经过内心处理的。” “内心学”与“教学”的不同 蒙古长调的确是马背上的歌声，不是舞台上的歌声。哈扎布的大弟子拉苏荣有一个观点，说长调最初没有观众，是牧民唱给大自然的，他高兴了，他自己没事，寂寞，就想唱一嗓子。放羊啊，唱歌啊，喊啊，唱给草原、天空、河水、牛羊，所以它非常辽阔。 哈扎布从民间歌手逐步成长为最负盛名的长调民歌大师，为什么别人学不到他的这些歌声呢？就因为它是生活中学的东西，他是自己提炼完以后真正有感情的东西。 哈扎布曾说，“内心学”与“教学”不一样，“内心学”就是学它真正的东西、它的原汁原味，时间长了，自己就把原味与现实体验结合起来，这就成了很大很强烈的歌曲；你学到大学也好、博士也好，你现在主要就是要名字要头衔，虽然现在的社会重视，你仍然多数是拿文字、拿资料学的东西，是平面的东西，永远比不上民间学得到位；如果没有书本，十年二十年后，你也许就忘了，人家问你那时候那个东西是怎么弄得？你也许就不懂了，而我就不是，过了五十年六十年还记在心里。 作为从民间走进剧场的歌唱家，哈扎布第一次把古老的长调搬上了正规舞台，并把它唱响到世界上去。他还与内蒙古的音乐家杜兆植一起，深入到草原牧区，搜集整理了三百多首濒临失传的优美民歌。 当清洁工、拉幕布的大歌唱家 正在他稳步向长调歌唱的顶峰攀登的时候，“文革”来了。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哈扎布被打成特务、叛徒、民族分裂分子和乌兰夫的黑爪牙，抓起来批斗、隔离，整整被折磨了十年，受尽侮辱，歌声黯哑。 “文革”期间，他与杜兆植一起搜集的三百多首民歌的谱子被造反派一把火全烧掉了，还罚他去厕所当清洁工，演出的时候不上台不唱歌，而是拉幕布，后来还开除了他的党籍。拉苏荣他们演出时，有人就问他，你们那个拉幕的人咋挣钱那么多？那时候哈扎布月工资一百七十元，相当高了。拉苏荣他们一批高级演员，月工资才七八十块钱。拉苏荣就说，那是我们的老师啊！人家又说，那他怎么不唱歌而要拉幕呢？这么大的老师给你们拉幕，你们在台上唱歌多幸福！ 哈扎布自己回忆说：“我是歌手，造反派不让我唱，让我作清洁工，我很反感。歌手我不当了，我也不在你们这大城市过了。家乡有我父母留下的家产，我要回家乡，给父老乡亲们唱我的歌，跟他们一起过日子。” 十年“文革”，给哈扎布带来的不仅是身心的伤害，更是艺术的蹉跎。对于歌唱家哈扎布来说，他一生追求的艺术高峰被永远地隔绝在了生命之外。 淡出歌坛，回归草原 哈扎布经历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第三任妻子赫日乐是家乡跃进苏木一个牧民家的女儿。夫妻很恩爱，没有生育，抱养了一个女儿乌云格日乐，一家三口相依为命。“文革”前，母女曾在呼和浩特生活过几年。“文革”爆发后的一九六九年，母女俩被迫离开哈扎布，回到家乡跃进苏木，受尽欺辱颠沛，以打工寄宿为生。 一九七二年秋天，哈扎布也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当时他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党籍还没有恢复，没恢复党籍他就不演出，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现在不给我共产党员的恢复，我就不演出。”所以挺自在地回来了，回来在跃进苏木挺开心的，还与那些牧民们一块儿唱啊、跳啊的。回乡后，他不再想“文革”以前闹的那些东西了，不信任也不干了，伤心了。在牧区，牧民们也不看他是个反革命呀，什么都不管，只把他当成一个歌唱家，所以他感觉回到家乡真好。 哈扎布很年轻的时候就性格乐天，没有烦心事，没有愁的一天，即使没钱也不愁。在困难的环境里，也觉得挺好。他愿意在牧区，和群众混在一起，常说：“这多好啊，想那么多没用的干啥？”他不喜欢那种自以为是、特别正经的人，谁跟他开玩笑，他就把谁当朋友对待。他对开玩笑好像特别有兴趣，特别兴奋，仿佛一下子就打开了心灵之门。 晚年偏居锡林浩特跃进苏木老家时，他不愿意孤独地在屋里坐着，不管什么人什么时候来了，他都高兴，一开玩笑就更高兴。 唱歌的人有绿缎子一样柔软的心肠 哈扎布心里面很辽阔，遇到急事、难事，一点儿都不着急，从来都想得很开。成了大歌唱家以后，也没有半点架子，从来没有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不管是小孩、大人，不管是牧民、羊倌，什么样的人都行，他都喜欢，能够平等地对待。比如晚上有人过来找他喝酒，顺口说：“哎，老头儿，给我唱一首歌听听。”他一点都不拿捏，马上就给他唱歌，唱完了再跟他喝酒。哈扎布不看人家穷呀、阔呀，没有这个概念，他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而且保持得特别好，一生都没有改变。即使是那些当官的来了，也还是这个秉性，该开玩笑就开玩笑，该吃就吃，有啥就一起吃啥，溜须拍马这一套全然不懂。他也常跟身边的亲人说，你别管什么人，熟人也好，陌生人也好，达官贵人也好，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一样，要一视同仁。 哈扎布原来是情绪稳定的人，不是特别容易激动。从二○○○年开始，变得好激动了， 说着说着话就会哭起来，哽咽着，表情痛苦却流不出眼泪，大概是时常想起了遥远艰难的往事。他给他的女儿乌云格日乐讲过，说唱歌的人老了以后会很容易激动，无法控制，因为唱歌把他的心肠唱软了。有一个蒙古族歌唱家朝鲁也是这样，老哭，说几句话就哭了。哈扎布说自己跟老朝鲁一样，独自坐在黑暗里会哭，听着收音机播送自己年轻时唱的歌也会哭，这不奇怪，这是唱歌人的性格。 他爱听收音机，听了特别有感觉。晚境二十多年隐居牧区的岁月，一台老式黑色半导体收音机陪伴他度过了不知多少风声呼啸的毡房晨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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